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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六届礼敬中华传统文化·校史中的红色印记】

“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，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有远见、有胆量、有魄力，中国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。后来数次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革命的道路，什么是生活的方向，应该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这样一名老年知识分子的光荣归宿，让我贡献出一切精力，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吧。”写下这份入党申请书时，他已经69岁，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医学家、“中国外科之父”裘法祖。

1914年，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的一个书香世家，1932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，1937年赴德国就读慕尼黑大学医学院。期间，裘法祖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勤奋潜心攻读，并以14门功课全优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并被留在慕尼黑大学教学医院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生。

裘法祖（华中科技大学供图）

1940年1月，裘法祖认识了医学院的德国女学生Loni，并于1942年举行了婚礼。从此，妻子裘罗懿成为他的坚实后盾，一直陪伴左右。

由于勤奋努力，1945年，裘法祖获得德国“外科专科医师”头衔，受聘于土尔兹市立医院任外科主任。中国人当外科主任，这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。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裘法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，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。他常说：我有三位母亲，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，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，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。所以当祖国有需要时，他毅然选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

1946年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，32岁的裘法祖拒绝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，辞去外科主任的职务，卖掉汽车，退掉房子，带着妻子和孩子，回到阔别已久、满目疮痍的祖国，决定以一腔热血回报祖国。1947年，他受聘为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（现同济医院）外科教授，一年后接任外科主任一职。

1950年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，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。1951年，战争前线急需医疗力量，裘法祖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。

在报名志愿书“工作地点”一栏中，裘法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危险的地方，和同事们组成上海第三医疗队，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的后方医院积极救治伤员。期间，裘法祖还担任第一军医大学青年医生的教学工作，上课，作报告等。他清晰地记得，当时有一个被俘虏的日本军医，也参加了他们的教学工作，作了有关胃穿孔的学术报告。这件事情，让裘法祖深刻体会到了我们党对待俘虏敌人宽宏大量的伟大风度。

1951年9月，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武汉，并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，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（原同济医科大学前身）。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，1954年到1958年，裘法祖奔走在上海与武汉之间，身兼两地三职，工作负担十分繁重。四年后，裘法祖跟妻子商量，决定放弃上海的生活环境和较好的居住条件，全家迁往武汉。

1965年，裘法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，参加下乡巡回医疗活动。当时宜昌是长江流域血吸虫病重灾区，担任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，同时兼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协作组外科组长，率领医疗队直奔疫情最重、条件最艰苦的偏远农村。

施行脾切除术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最有效的手段。早在1953年，裘法祖就通过手术发现并治愈世界第一例脑血吸虫病患者。然而，在这穷乡僻壤，哪里有手术条件呢？那一张张被血吸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却满怀期望的脸，紧紧揪着裘法祖的心，他觉得病人就是亲人，决不能让亲人失望。于是，他亲手布置手术室：在凹凸不平的地上铺上一层砖，桌子就是手术台；在顶棚上蒙一层塑料布，简陋房舍就成了手术室；没有无影灯，就用100瓦的电灯泡；没有高压消毒器，就用蒸笼代替……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这种手术出血量大，当地没有血源，怎么办？裘法祖灵机一动，将切除的脾内的血液收集起来，重新输还给病人，难题迎刃而解。

在一次下乡巡诊中，一位被石块砸破脑袋的农民，颅骨粉碎，少许组织已流出来，伤势太重，无法将病人抬往医疗点。裘法祖赶到，就在一块棺材板上，在昏黄的手电筒照明下，成功地进行了扩创手术，奇迹般地挽救了病人的生命。

1972年3月，裘法祖受命组织巡回医疗队第二次下乡，主要任务是进行晚期血吸虫病的外科治疗，在汉阳和黄石设立四个医疗点，在给农民进行手术的实践中，裘法祖提出了“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”这一方式，为治疗血吸虫病作出了开创性贡献。

裘法祖一生致力于党和国家的医疗卫生、教育、科研事业，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多个先河，而且还广泛开展并促进了国际间的医疗合作与交流。

这些成绩的取得，源于他内心深处对党的信任、对人民的赤诚。1983年，在裘法祖强烈的请求下，69岁的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