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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 涛 -《金瓶梅词话》卷首「行香子」词的解释与金学中的重大问题
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的卷首有四首「行香子」词,有「鹧鸪天」词(「酒、色、财、气」四贪词)。[1]
四贪词在金学史上很受学者重视,论者认为四贪词和明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「四箴疏」相关。这个问题是学术界的焦点之一,读者可以参阅鲁歌和马征《金瓶梅纵横谈》、卜键《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》、刘辉和杨扬编《金瓶梅之谜》、陈诏《金瓶梅小考》、郑庆山《金瓶梅论稿》、陈东有《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》等。[2]
四贪词之前的「行香子」词,没有四贪词那样瞩目,但是,论者也善用这四首「行香子」来论证金学上重要的问题:写作时间、写作地点、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前身、作者的身分等等。
关于「行香子」词的诠释问题,管见所及,学术界中似乎还没有人做过专题回顾。
因此,本文拟以此题为中心,讨论其中的关键。
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四首「行香子」,依次是
1.「阆苑瀛洲」。
2.「短短横墙」。
3.「水竹之居」。
4.「净扫尘埃」。
不少研究者用这四首词来推演他们的看法,所涉及的,都是金学史上关系重大的问题。以下先就这一方面展开论述,以显示卷首词是何等重要。
一、论证《金瓶梅》的著作时间
魏子云先生(1918-2005)是最早论及「行香子」词的学者,1980年,他的〈《金瓶梅》头上的皇冠〉已经指出:
「因为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写作动机是入世的,这四阙引词【行香子】则是出世的。可以说两者间的意想并不相关联。」[3]
魏先生结合其他引首文字,推测「《金瓶梅词话》之前,极可能还有一部讽谕神宗宠郑贵妃的《金瓶梅》。」而且魏先生认为这部《金瓶梅》,是正当「册立太子事件的高潮」,即万历二十四年(1596)写成的。[4]
魏先生这一段话有两个重要论点:
一、《金瓶梅词话》有「前身」,现存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已是改写过的。
二、这部前身,大约成于万历二十四年(「万历说」),是「入世的」。换言之,对「行香子」词的分析,是魏先生「万历说」的一部分。[5]
第一个论点,魏先生在1983年的《金瓶梅札记》一书中,又再提及:
「回目前的词四阙,所写纯为出世之思,而《金瓶梅词话》,则全篇所赋,悉为清河恶霸西门庆的身家兴衰,所写仍官场入世的荣辱之事。
这四阙词的出世之思,极难冠乎西门庆的故事头上。看来,这四阙词的傅设〔铺设〕,不是为了《金瓶梅词话》吧!
〔……〕基乎此,我们或者可以想到《金瓶梅词话》以前的《金瓶梅》,其内容似乎是另一傅设。」[6]
至于第二个论点,即「万历说」,在1983年的〈词曰?四贪词?眼儿媚〉一文中,又有申说:
「如从体式来看,自亦属于万历间的作品,非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标。像这类诗文的随兴自然的体式与境界,在有明一代,则正切合文长、卓吾这个时期,甚而还要稍后一些。
〔……〕岂不是更可证明《金瓶梅词话》乃万历间人的作品乎!」7
这次魏先生换了一个角度:不再着眼于内容(「出世」),而是就四首词的「体式与境界」来论证《金瓶梅》成书于万历年间。
魏先生推出的「万历说」当然还有其他论据,然而,单就对「行香子」的诠释而言,出现了一个魏先生始料不及的情况─这四首词能否支持「万历说」?[8](请看下文。)
《金瓶梅札记》
另一位研究者赵兴勤(1949-)也对「行香子」词作过探研,他得出的成书时间,却要比魏先生的「万历说」早许多年。
赵兴勤在〈也谈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〉一文中认为:
四首「行香子」词「与《金瓶梅》的思想基调并不谐合。〔……〕此类描写,恰与冯惟敏的思想情趣相合。
〔……〕所发抒的感慨竟如出一口,所描写的地理环境也大致相类,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。」[9]
赵兴勤似乎在暗示:四首「行香子」词出自冯惟敏(1511-1580?)之手。至于四首「行香子」与《金瓶梅》内文不协调,赵、魏二家的看法倒是一致的。
「冯惟敏说」其实源于金学史上举足轻重的「嘉靖大名士」之说。[10]
朱星(1911-1982)在《金瓶梅考证》透露:
「冯惟敏说」是孙楷第(1898-1986)提出的,理由是:「只因他〔冯惟敏〕是临朐人,又是嘉靖名士,并无旁证。」[11]
冯惟敏隆庆壬申(1572)弃官归隐。
赵兴勤讨论过冯氏的活动后,认为「《金瓶梅》产生的时间,大致在隆庆至万历初年。也正是冯惟敏优游林下之时。」[12]
按照这篇文章的分析,《金瓶梅》书中许多片段,都是写嘉靖年间事(赵兴勤提及:南河南徙、大兴土木、严家丑事、山东大旱、太监管砖厂等)。
总之,赵兴勤认为「《金瓶梅》写的是嘉靖年间事。」
和魏子云主张的「成于万历后半期」相比,「冯惟敏说」的成书时间,足足早了二十年,基本上倾向于「嘉靖说」。
卜键(1955-)也就「行香子」发表过意见。他的《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》认为第四首「净扫尘埃」是《金瓶梅》作者所补作。[13]
他认为这一首「意涵毕竟〔与其余三首〕不同」;词中的「明朝事天自安排,知他富贵几时来?」之句,「透露出期待和期久不至的焦躁,透露出退仕者渴思一朝复出的私衷。这不就是李开先吗?」
总之,在卜键眼中,第四首是李开先的抒情之作,摹写李开先「殷殷不甘的复杂情(页293)。
其他三首词的异文,也都「把自己〔李开先〕的创作思想渗透到词句中」,绪」例如「不赴高官的意志」「罢官后李开先的愤激心理。」(页296)
卜键主张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写作时代「当在嘉靖晚期」,14他对「行香子」的诠释,支持了他的「李开先是作者」之论,也支持了他的「嘉靖说」。
李开先,1502年生,1568年卒,而万历元年是公元1573年。
另一位研究者潘承玉(1966-)对「阆苑瀛洲」的处理,在方法上,也跟赵兴勤、卜键有雷同之处。
潘承玉认为词中的「瀛洲」是《金瓶梅》全书「最重要的」典实,是《金瓶梅》作者「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的文字诉说。」
他认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徐渭(1521-1593,生于正德16年,卒于万历21年),而徐渭的〈瀛洲图〉和〈寿学使张公六十生朝序〉写了「瀛洲」,「境界与小说【行香子】全同」。[15]
附带一提,潘承玉认为「李开先说」不能成立。理由是,作者既要隐去姓名,又何必把自己的作品整段抄进《金瓶梅》之中。[16]
也就是说,在潘承玉的论述中,「行香子」第一首,成了「徐渭是《金瓶梅》作者」的证据之一。
郑庆山(?-2007)同样用「阆苑瀛洲」来立论,他认为这首词「可以看作贾三近平生事业一半家居的注脚。」[17]郑庆山倾向于支持贾三近(1534-1592)是作者。
综上所述,赵兴勤从「行香子」看到冯惟敏,卜键从「行香子」看到李开先,潘承玉从「行香子」看到徐渭,郑庆山从「行香子」看到贾三近。
他们对「行香子」的分析,都能和他们的「作者论」配合无间。
《金瓶梅研究集》
为甚么赵兴勤从「行香子」看不到李开先、徐渭或贾三近的身影?
为甚么卜键从「行香子」看不到冯惟敏、徐渭或贾三近的身影?
为甚么潘承玉从「行香子」看不到冯惟敏、李开先、贾三近的身影?为甚么郑庆山……?
这几个问题可能有同一个答案:赵、卜、潘、郑四位学者心目中已有各自的「作者人选」,所以「行香子」词也成为「论据」。
从后设批评(meta-critical)角度看去,他们诠释、论证过程似乎是这样的:
四位学者有特定人选横亘于胸,所以他们一读四首「行香子」,自然会联想到他们心中的作者。
换言之,他们心目中的「作者人选」可能对他们的判断产生了影响。
对「行香子」词的解读结果,又反过来进一步「支持」他们的「作者论」。(至于四首「行香子」是否冯惟敏、李开先、徐渭、贾三近所作,我们下文要详细论证。)[18]
除了时间因素外,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,赵兴勤提出了四首「行香子」词所写的「地理环境」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处身之地有关系。
这又涉及金学中的「南北之争」─著作地点之争。(也涉及作者原籍之争。)
二、论证《金瓶梅》的著作地点
1990年周双利的《闲话金瓶梅》就用了这四首行香子来论证《金瓶梅》的著作环境:
这组题词,为我们勾画出这位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修定者的身分:他不像是大名士、大官僚一流人物。
也许是几经小小的官吏生涯之后,厌倦了州衙与县衙的恶浊,便归隐田园,过着乡居闲适生活。
他的诗词充满了独慎之情与出世之思,乐天知命,安贫守道。……乡居生活是……。他的住所,颇似江南水乡:……。从这些描绘中,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修定者只是一位清贫的儒士。
他生活的地区,如从物候学的角度来考察,我国古代北方也生长竹子与梅花,《诗经》中有绿竹,唐诗中北方尚有梅花;经过数千年的气候变迁,近代中国,竹子已经退居长江以南,梅花退居黄河以南。
我们这位清贫的儒士生活在有竹有梅的地方,大约是江南水竹之地吧?正因为如此,经这位文人先生修定的《金瓶梅词话》,时作吴语,也就毫不足奇了。[19](涛按:引文中省略之处是引者所省。)
周双利这段话有两个要点:第一点涉及「南北之争」,第二点涉及作者身分。(清贫的儒士?)周双利这一诠释,意味着「行香子」词被用来支持「作者是南方人」的说法。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,这也是《金瓶梅》著作权论争中的一个焦点。
主张「南方人」之说的有刘师古、魏子云、黄霖、陈诏等。多年前,刘师古、魏子云已经提出「南方人之说」。[20]
魏子云《金瓶梅探原》(台北:巨流图书公司,1979)提及此看法。到1981年的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有「作者不是山东人是江南人」一节。[21]
1989年魏子云又有〈证见《金瓶梅》乃南方人所作〉一文。[22]
黄霖(1942-)在《金瓶梅漫话》同意「南方人」之说。[23]
陈诏《金瓶梅小考》也认为《金瓶梅》作者:「他生活地点似在南方,不是在北方。」[24]
另一方面,力主「北方人」之说的学者有徐朔方(1923-2007)、鲁歌、马征、郑庆山等人。
徐朔方《小说考信编》说:「它的作者当也是山东或淮北地区人,不会如同有的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南方人。」[25]
鲁歌、马征《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》说书中有鄙视南方人的情绪。[26]
郑庆山甚至连南人居北地的想法也否定掉,他说「不大可能是南方人在山东创作的。」[27]
至于作者身分(「大名士」与「非大名士」之争),「行香子」词引出了另一对矛盾:
按周双利的解读,从四首「行香子」词可以推断作者「不像是大名士」,这正好跟赵兴勤、卜键的看法相反。
赵兴勤推举出来的冯惟敏,亦颇有名─「以才名称于齐鲁间」。[28]
「齐鲁」属于中国北方。
《闲话金瓶梅》
三、「行香子」词所写的是现实还是理想?
周双利认为「行香子」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写照。不过也有论者将词中的境界视为作者心目中的「理想」。
有学者认为第二首「真实地抒发了自己的生活理想。」第三首「叙述理想中的『吾庐』。」[29]
魏子云先生也用「这分意念」来描述词中内容。[30]
大概魏先生也不觉得「行香子」词描述的是写作者的「居处实景」。这样一来,「行香子」的诠释又出现了「实」与「虚」二说并存的局面。
不过,笔者断定:如果词中所写真是「写实」的话,恐怕也不会是晚明时期的「实景」。(下文有详细论证。)
综上所述,在「行香子」词「出自《金瓶梅》作者(或修订者)之手」的前设下,论者凭着「行香子」的内容构想出好几种情况─作者的写作年代、作者的写作环境、作者的社会地位(名望)、作者的心境。[31]
各种构想、未必是历史上的作者(historicalauthor)。
各种作者形象可能只是隐含作者(impliedauthor)[32](请看下文。)
以上诸位学者的说法,都是在「行香子」词来历不够清楚的情况下作出的。
其实,「行香子」在明朝之前已见于载籍。如果这些文献不是伪托的话,四首「行香子」对上面诸说的支持就要打个折扣。
以下,我们要调查四首「行香子」在哪些典籍上出现过。调查的结果,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事实:有些论证方法全不可靠。
一)元朝彭致中《鸣鹤余音》
四首「行香子」的第一、第二、第四首(无「水竹之居」),早见于元人彭致中的《鸣鹤余音》卷六。33这三首词均不着撰者。[34]
彭致中,元至正年间人,仙游山全真道士,属龙门派。[35]按照该书的叙文推断,其书成于1347年前后。
《鸣鹤余音》所载录的「行香子」与《金瓶梅词话》所载录的「行香子」,文字稍有出入,例如,第一首「金谷重楼」(《道藏辑要》本同),「古佚小说刊行会」本(「北图藏本」[36])《金瓶梅词话》作「金谷陵楼」。《金瓶梅》大安本也作「金谷陵楼」。[37]
徐朔方《小说考信编》认为第一首六十五字「可以看作是『也宜春』之前刊落一字。」[38]
《正统道藏》和《道藏辑要》所录「行香子」,该句应作「却也宜春」。
不过,校勘问题不是我们的焦点。言归正传,《鹤鸣余音》辑录的是金元词,凭这一点我们知道三首「行香子」词的年代,可惜我们不知道撰者是谁。
《小说考信编》
二)明中叶程敏政《天机余锦》
明人程敏政(1445-1499)编有《天机余锦》。《鸣鹤余音》所无的「水竹之居」,见于《天机余锦》,连同其他三首,都题「张天师撰」。[39]亦无「水竹之居」。
另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: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(台北:庄严文化事业公司,1997)集部,第422册收《鸣鹤余音》,「行香子」词的情况相同。按,该书底本系原北平图书馆藏明钞本。
「张天师」三个字提供了四首词的「作者」,这比《鸣鹤余音》的「不着撰者」好一点。
其实,说好也好不了多少,因为「张天师」是汉代张道陵(?-156)后裔的封号。[40]具体是哪一位张天师,仍是不明不白。
按照明人沈德符(1587-1642)《万历野获编》补遗卷四〈释道?张天师之始〉条,宋「天师」之称。
元至正十三年(1354),真宗(赵恒,968-1022,997-1022在位)时张氏后人已有始命张氏三十六代道士张宗演为「辅汉天师」,遂真拜「天师」。[41]
《天机余锦》所录的「张天师」,是哪个时代的张天师?
沈德符记载明朝洪武元年(1368)八月始,革去教主天师之号。《明史》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、《明史》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记其事。[42]
因此,这个「张天师」,或许不是明朝的「张天师」吧?
至于《天机余锦》的编者程敏政,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六、列传第一百七十四〈文苑二〉说他「学问该博」「才高负文学」。[43]
他是成化二年(1466)进士,这年下距嘉靖元年(1522)五十六年。
程敏政的卒年1499年是明弘治十二年,下距嘉靖元年二十多年,如果《天机余锦》由程氏编成,[44]那么,《天机余锦》成书的时间只能是在嘉靖朝之前。
卜键《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》曾认为第四阙是《金瓶梅》作者所补,[45]
今天看来,也许需要重新考虑(因为在嘉靖之前,第四阙已经存在)。[46]
其他论者认为四首「行香子」写于晚明,同样要考虑四首「行香子」是否如此晚出。
《天机余锦》
三)清朝朱彝尊《词综》
朱彝尊(1629-1709)编有《词综》一书,第二十四卷录有「阆苑瀛洲」,置于「于真人」名下。[47]
于真人身世不详。《词综》「于真人」三字之下有注:「调见彭致中《鸣鹤余音》。
按北宋有虚靖真君词,内有和于真人作。」[48]
《词综》这条注等于说:于真人是北宋或者北宋之前的人。至于虚靖,料为北宋著名道士徐守信。
徽宗崇宁二年(1103)赐徐氏号「虚靖冲和先生」,其著作见于《道藏》正一部。[49]
北宋时已有「阆苑瀛洲」一词,不能说是明人所撰。
四)沈辰垣等《御选历代诗余》
康熙四十六年(1781)50沈辰垣等编《御选历代诗余》卷四十四亦题「于真人」[51]。
可惜该书卷一百七《词人姓氏》并无标示「于真人」的名字。(「于真人」列入「失名」栏目之中。)[52]
如果我们知道于真人是谁,就有可能确定四首「行香子」的写作年代。
综上所述,由元人彭致中开始到康熙年间,关于本文论题(「行香子」词是谁写的),载籍所见,「答案」颇不一致。但是,有一点是相同的,[53]即「出于道教之徒」:《鸣鹤余音》录的是道士羽流之作,其他集子上的「张天师」「于真人」也是道士无疑。
不过,清代的一些文献,却异口同声说「行香子」词出自和尚之手。虽然各书所录之数不一(或两首,或三首),但比较一致的是,都声称是中峰禅师(明本,1263-1323)所作。
以下我们检阅沈雄《柳塘词话》、王奕清等《历代词话》、张宗橚《词林纪事》的记载。
五)清初沈雄《柳塘词话》
沈雄《柳塘词话》记载:「余经莺脰湖殊胜寺,挂壁有中峰明本国师题词,后书至正年号,乃行香子也。」
下面即引「短短横墙」「阆苑瀛洲」两首。[54]然后评道:「若不经意出之者,所谓一一天真,一一明妙也。」
所谓「至正年号」,即公元1341-1368年,是元朝(元惠宗)的最后一个年号。
关于明本,《元诗纪事》说他:「明本号中峰,钱塘人。出家吴山圣水寺。后为天目僧。有《中峰广录》《梅花百咏》行世。」[55]
另外Chun-fangYu有“Chung-fengMing-penandCh’anBuddhismintheYuan”一文,长达五十八页,可以参看。[56]
六)清朝王奕清等《历代词话》
王奕清等《历代词话》记录中峰作「七言律诗」。然后话题又转入中峰作词之事。
下面即引「短短横墙」「阆苑瀛洲」「水竹之居」三首,接着也有评语「若不经意出之者,所谓一一天真,一一明妙也。」[57]这一评语与沈雄《柳塘词话》中的评语完全相同。
王奕清等《历代词话》中的「水竹之居」,却是沈雄《柳塘词话》所无。
不知录自何处。(《历代词话》此条之内容与北京内府清康熙46年本沈辰垣等《御选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九〈词话〉全同。)
七)清朝张宗橚辑《词林纪事》
清乾隆时张宗橚()辑《词林纪事》卷二十二,录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首,置于「天目中峰禅师」名下。没有第四首「净扫尘埃」。[58]
《词林纪事》也可能只是沿袭成说。
总之,沈雄《柳塘词话》、王奕清等《历代词话》、张宗橚《词林纪事》都没有「净扫尘埃」,其余都说是中峰明本所作。
近人论著,大多说《金瓶梅词话》卷首的「行香子」词是中峰明本之作。
这一说法,似承袭一些清朝人的记载。
清朝人的记载,与前人大异,其可靠性如何,值得再加推敲。(此点关系到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论,已如前节所论。)
若依其说,则「行香子」词是元人的作品。
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得知,《金瓶梅词话》卷首的「行香子」词,前人已指出其作者。
如果当代的金学家要声称四首词属于明嘉靖、万历间的作品,实在有必要先推翻前人的记载和说法。
前人的记载虽然不一致,但毕竟也有相同之处,即四首词的产生年代,不会是晚明。
即使依照清人「中峰明本」之说,那中峰明本禅师(1263-1323)也是元朝的人,[59]不能用来支撑《金瓶梅》研究中的「嘉靖说」和「万历说」。
在厘清四首词的来龙去脉之前,就将四首词的著作权拨归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」并加以发挥(论证写作时间、地点、作者身分等),恐怕是一件危险的事;由此得出的结论,恐怕也不稳固。
这四首词引发出来的诠释问题,值得后学者警戒:论证方法不当,论证的结果难有公信力。
(2014年春校订)
《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》
注释:
1四首「行香子」词原无总称,仅冠以「词曰」二字。有学者用「四季词」作为总称。四首词的词牌
是「行香子」。本文引用前人论著时,论文用〈〉标示,书籍用《》标示。另,文中凡文字下划线,
皆笔者所为,目的是引起注意。
2另参郑培凯:〈酒色财气与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开头〉,见于《中外文学》12卷4期(1983年9月)、
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3辑。
3见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: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2》(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
司,1980),页224。(全文见页221-243。)又见于魏子云: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(台北:
文化出版公司,1981),页84。
4此处指魏先生所推想的那部书。
5「嘉靖说」「万历说」等简称沿袭自黄霖主编:《金瓶梅大辞典》(成都:巴蜀书社,1991)。参看该书页1100的介绍。
6魏子云:《金瓶梅札记》(台北:巨流图书公司,1983),页41。
7原载于《中外文学》1984年5月号。收入《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》(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
1986),有关引文见页165。
8笔者发现,到了1985年(或稍前),魏先生对「行香子」词的分析已有修订。魏子云:《金瓶梅原貌探索》(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,1985),页19
已删掉论证「亦属于万历间作品」的段落。还保留的论点是「不协调论」,他说:「可是,把它冠在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头上,这四首词的词义,与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内容,可就扞格了。作者的这四首前置词,只是企图想逃离《金瓶梅词话》那个社会的感慨而已。『词曰』的慎独之情与出世之思,以及这『四贪词』劝戒旨意,都是早期《金瓶梅》的引词,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改写者,付梓时未予摈弃而已。」(《金瓶梅原貌探索》,页23。)
9赵兴勤:〈也谈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〉,载于刘辉、杜维沫编:《金瓶梅研究集》(济南:齐鲁书社,1988),页261-262。
10沈德符(1578-1642)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:「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,指斥时事。」参其《万
历野获编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59),页652。此后循这个方向做研究的学者甚多。
11朱星:《金瓶梅考证》(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80),页32。
12刘辉、杜维沫编:《金瓶梅研究集》(济南:齐鲁书社,1988),页279。
13卜键:《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》(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8),页291。
14卜键:《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》,页22。
15潘承玉:《金瓶梅新证》(合肥:黄山书社,1999),页173。
16参潘承玉:《金瓶梅新证》,页157。
17郑庆山:《金瓶梅论稿》(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87),页75。
18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RichardPalmer(1933-),Hermeneutics:InterpretationTheoryinSchleiermacher,
Dilthey,HeideggerandGadamer(Evanston: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,1969)一书中所说的:What
weunderstandformsitselfintosystematicunities,
definestheindividualpart,andthepartstogetherformthecircle.[]Bydialecticalinteractionbetween
thewholeandthepart,eachgivestheothermeaning;understandingiscircular,
“circle”themeaningcomestostand,wecallthis“thehermeneuticalcircle”.(页87。)
19周双利:《闲话金瓶梅》(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90),页138。
20刘师古:《金瓶梅研究》(台北:宋氏照远出版社,1996),页194。涛按:该书1977年由台北
石室出版公司初版,原名《闲话金瓶梅》,题「东郭先生着」。
21魏子云: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(台北:文化出版公司,1981),页132。
22魏子云:《金瓶梅的作者是谁》(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98),页62-86。
23黄霖:《金瓶梅漫话》(上海:学林出版社,1986),页191。
24陈诏:《金瓶梅小考》(上海:上海书店,1999),页127,页137。陈诏将地点定于「南方江浙」一带,参页128。
25徐朔方:《小说考信编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),页204。
26「王穉登说」即以「鄙视南方人」作为「作者论」的其中一点。参鲁歌、马征:《金瓶梅及其作者
探秘》(西安:华岳文艺出版社,1989),页63。
27郑庆山:《金瓶梅论稿》(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87),页163。
28钱谦益:《列朝诗集小传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),丁集上,〈冯举人惟健〉,页390。
29黄霖主编:《金瓶梅大词典》(成都:巴蜀书社,1991),页519。
30魏子云: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,页84。
31上述论者,现在可能已改变了对「行香子」词的分析。本文的焦点,纯粹放在他们「怎样藉行香子
词来论证」,他们的通盘论说并不会因此而被否定。
32布斯()曾提出「隐含作者」的概念。Booth的「隐含作者」指的是:读者在阅读
时为作者所构想的形象或性格,有别于「历史作者」(即真实世界中的作者),又称「经验作者」。
参尼尔斯(WilliamNelles),“HistoricalandImpliedAuthorsandReaders”,ComparativeLiterature.
,,(Winter1993),()。
33《丛书集成》初编收有虞集《鸣鹤余音》。但是,这部《鸣鹤余音》没有《金瓶梅》卷首那四首「行
香子」词。柳存仁认为「这书〔《鸣鹤余音》〕实是『仙游山道人彭致中集』」。参看柳存仁:《和
风堂文集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),〈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〉一文,页1331。
34笔者所用彭致中《鸣鹤余音》是收入《正统道藏》(原刊于1445年)的本子。三首「行香子」见
于《正统道藏》(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5),太玄部,《鸣鹤余音》,卷六第五,页848。
另见于康熙间彭定求辑:《道藏辑要》(成都:巴蜀书社,1985重印),第21函,觜集8,页71b-72a。
35参看胡孚琛主编:《中华道教大辞典》(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5),页181。另参任继
36据鲁歌、马征:《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》(西安:华岳文艺出版社,1989),页109。
37梅节校订:《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》作「金谷琼楼」。查清沈雄《古今词话》所录也作「金谷琼
楼。」出处见下文。
38徐朔方:《小说考信编》,页165。
39《天机余锦》(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)有注:「此题张天师〔撰〕,误。张天师乃汉代人,
其时尚无词。」语见页367。赵万理校辑: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(台北:台联国风出版社,1982)
亦收「元阙名辑」《天机余锦》,收词十六首,却无「行香子」词。
40葛洪(281?-341)《神仙传》(北京:学苑出版社,1998)卷五已称呼张道陵为「天师」(页24。)
41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,页918。
42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4)记载:「张正常,字仲纪,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。世居贵溪龙虎山。元时赐号天师。太祖克南昌,正常遣使上谒,已而两入朝。洪武元年入贺即位。
太祖曰:『天有师乎?』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,赐银印,秩视二品。设寮佐,曰赞教,曰掌书。定
为制。」(页7655。)另参《明史》卷七十四,志第五十,页1817。
43《明史》,页7343:「程敏政
字克勤。休宁(今属安徽)人。信子,以神童诏读书翰林院。成
化二年(1466)进士。授编修、左谕德。学问渊博为一时冠。」
44《天机余锦》(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)的校订者对此点有怀疑。
45《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》(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8),页291。
46当然,《金瓶梅》作者可以抄录前人的著作。
47朱彝尊编:《词综》(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0),页363。
48朱彝尊编:《词综》,页362。《道教文化词典》(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4)中录有「于真
人胎息法」(页786)。不知这个「于真人」有没有写过「行香子」词。
49参任继愈主编:《道藏提要》,页990。另参:脱脱《宋史》卷二百五,志第一百五十八。
50据赵国璋、潘树广主编:《文献学词典》(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1991),页123。
51沈辰垣等编:《御选历代诗余:附箧中词,广箧中词》(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),页226。
52《御选历代诗余:附箧中词,广箧中词》,页482。但《御选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九〈词话〉又从
《笔记》中引一条云:「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,同院冯海粟学士甚轻之。一日,松雪强
中峰同访海粟,海粟出所赋梅花百绝句示之,中峰一览毕,走笔成七言律诗如冯之数,海粟神气顿
摄。尝赋行香子词云:『短短横墙……阆苑瀛洲……水竹之居……』若不经意出之者,所谓一一天
真,一一明妙也。」(北京内府清康熙46年本页22-23,笔者所用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,
索书号为:山83334-1;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版,页529)。笔者又查陈继儒《笔记》(丛
书集成初编2929)卷二,发现:只有「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……海粟神气顿摄」一句,
却未引录中峰的词作。(页24)因此,《御选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九〈词话〉中说的「尝赋行香
子词云:……」,不知是据何本引录。
53按,各书所录数量不一,此处不一一分述。
54《柳塘词话》八卷,沈雄撰。收入吴兴王文濡校阅:《词话丛钞》(上海:大东书局,1921),页
7。笔者所用的是香港中文大学藏本,索书号为。另参唐圭璋编:《词话丛编》
(北京:中华书局,1986),第一册,页795。
55陈衍(1856-1937):《元诗纪事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),页776。
56Chun-fangYu,“Chung-fengMing-penandCh’anBuddhismintheYuan”,inYuanThought:Chinese
ThoughtandReligionundertheMongols,(NewYork:
ColumbiaUP,1982),
57收入唐圭璋编:《词话丛编》,第二册,页1293。
58张宗橚编,杨宝霖补正:《词林纪事?词林纪事补正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),页1330。?《词林纪事》引书往往系转录,故价值稍低。
59释有晃:〈元代中峰明本之禅学思想与禅法略探〉,载于《中华佛学研究》第10期(2006),页199。全文载于页199-237。
本文获授权发表,原文收录于《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》,2015,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